术后房颤（POAF）在冠状动脉搭桥手术（CABG）术后 7 日内的发生率高达 20% ～ 45%。POAF 的发生延长患者住院期，提高医疗费用，并且提高术后休克的发生率，永久性起搏器的使用率，以及早期、晚期患者的病死率。POAF 是多因素参与的病理生理过程，因此很难明确是哪种致病因素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。术前对 POAF 发生的预测尤其重要。
生长分化因子-15（GDF-15）是转化生长因子 β 家族中参与应激应答的一个成员，其本质即巨噬细胞抑制因子。血浆 GDF-15 水平与心肌功能障碍和循环压力均有紧密的相关性，因此 GDF-15 是心脏手术中重要的生物指标。有研究报道，GDF-15 是术后病死率的独立危险因子。
来自法国第戎大学的 Bouchot 教授等人，对非体外循环 CABG 手术（OFP）和体外循环 CABG 手术（ONP）中，GDF-15 对预测 POAF 发生的作用进行分析，其结果发表于 2015 年 10 月的 Journal of Cardiothoracic and Vascular Anesthesia 杂志。
2011 年 9 月至 2013 年 3 月，共纳入患者 100 人，根据患者情况对 50 人实施 OFP 手术，50 人实施 ONP 手 术。术后患者进入 ICU 治疗。缝合结束后，患者即开始动态心电图监测。患者房颤（AF）诊断依据欧洲心脏病学会对动态心电图监测结果的描述：RR 间期绝对不齐；p 波消失；心房起搏间隔常有变化，且 < 200 ms；持续时间 > 30s。
经诊断的 AF 后，记录第一次发病的日期和时间，心室对 AF 的反应，AF 发生总时长和 AF 发生的次数，阵发性室上速，一日内平均心室率。
血液检查：患者进入 ICU 后监测每日全血细胞计数，电解质，血肌酐，心肌肌钙蛋白 Ic，脑钠肽（NT-proBNP），C 反应蛋白，乳酸和血浆蛋白水平。监测患者麻醉诱导后以及入 ICU 后 12 小时后 GDF-15 水平。
患者随访：记录患者住院期，ICU 治疗期，ICU 死亡情况，出院或入院后 28 天患者情况，以及患者一年内 AF 的发生情况和休克的发生情况。
该研究发现，34% 的患者出现了 AF（AF 组）；66% 的患者未出现 AF（SR 组）。AF 组较 SR 组具有较少的吸烟史，较多的睡眠呼吸暂停病史，左心房扩张，左心室射血分数下降；术式的选择对两组患者 POAF 的发生无影响；在 ICU 的治疗管理中 AF 组具有更高的血管活性药物的和胺碘酮的使用率。
术前血浆 GDF-15 水平与 Euro 分数，患者年龄，NT-proBNP，和血肌酐水平均有正相关性。血浆基线 GDF-15 水平在糖尿病，高血压，肾衰竭，外周动脉疾病，和 NYHA 分级 > 1 的呼吸困难的患者中具有较高水平。
Cox 多因素回归分析得出：Euro 分数，左房径 > 45 mm，和麻醉诱导后血浆 GDF-15 水平均是 POAF 的独立因素。且麻醉诱导后血浆 GDF-15 水平较入 ICU 12 小时后血浆 GDF-15 具有更好的预测性。排除其他 AF 主要因素（Euro 分数，和左房扩张）后，麻醉诱导后血浆 GDF-15 低水平可预测降低的 POAF 发生率。
综上，术后一周内 POAF 的发生与 CABG 手术的术式，全身炎症状态，和术前 NT-proBNP 水平无关。最新的 meta 分析发现术后 NT-proBNP 水平对 POAF 的发生有更好的预测性。试验证明 GDF-15 通过 SMAD 途径可以起到抗凋亡的作用。在心衰动物模型中，通过抑制心肌肥厚和炎症，从而延缓了心肌重塑的发生。
但是在临床试验中，该研究获得了与细胞和动物试验相反的结论：低水平 GDF-15 对患者有益。这一结果可能归因于 BNP 在人体与动物中相反的作用机制。具体的机制尚无定论，考虑到全身炎症状态和电生理学重构的因素，关于 GDF-15 水平与心房肌细胞间的特定交互作用需要进一步探究。
